年5月，蔡德润70岁生日，女儿带他吃烤肉。受访者供图
医院的负压尸检方舱。医院供图
医院的负压尸检方舱内，研究团队向捐献者遗体致敬。医院供图
武汉医院的病房陆续空下来，贴上了封条。但70岁的蔡德润永远留在了火神山，确切地说，他身体的一部分留在了这里——他因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去世后，家人捐献他的遗体用于研究，帮助世人“认识新冠肺炎的发生发展机理”。
蔡德润是2月8日确诊、3月9日病故的。他的女儿蔡雅卿记得，3月9日武汉下了一场雨，中午1点多，医院的电话，收到父亲病危的消息。
对此类消息，她并不陌生。她的父母确诊后一个多月里，作为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医院住院。独生女蔡雅卿总是接到有关父母病情的电话通报。
电话那头向她例行通报病情的口音总在变化——武汉迎来了几万名外地医务人员；她听到的病情也在变化：血氧饱和度下降、吸氧、插管……病危。
能不能够把骨灰给我
新冠病毒的狡猾与凶恶在这个三口之家显露无疑。蔡雅卿与父母共同生活，她的肺部检查结果也显示被感染，核酸检测结果却是阴性。从医学上来说，她是一名密切接触者，一个“临床确诊病例”。父母躺在病床上与死神抗争时，她医院，再回到家里，失眠，做噩梦，靠药物入睡。有时，医院来电将她从噩梦中惊醒，但带给她更大的噩梦——现实。
她不敢关机，不敢不接电话，“父母都是危重症（患者），没有一个好消息”。
3月9日这天的消息是最坏的，医院的医生告诉蔡雅卿，蔡德润的生命体征非常不好，医院正在抢救，要做好心理准备，最好通知一下其他亲属。
蔡德润兄妹5人，他居中，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齐全得很”。年5月，他本将迎来71岁生日。
长寿是令这家人自豪的事情。蔡德润的父亲去年过完岁生日后安然逝去，“一觉睡过去的”，什么病痛也没有。
蔡德润对女儿说，你爷爷的状态是最好的，90多岁还能上街。人如果不能健康地活着，其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因为自己会觉得很憋屈。本来能吃能喝能上街的人，让他一直躺着就会很难受，那就遭罪了。
这是蔡雅卿唯一一次听到父亲提及生死的话题。后来，听医生说父亲被抢救过五六次，她感觉到，父亲应该很痛苦，他在“遭罪”。
在3月9日的第二次来电中，医生告诉她，情况很不好，估计今天很难挺过去。蔡雅卿沉默，电话那头也沉默。十几秒后，医生轻声问，您父亲如果走了，可不可以捐献遗体做研究？
蔡雅卿蒙了，很惊讶，尽管她能听出对方已经是在很小心地问。她觉得，医生这个时候来问这个问题，肯定是父亲“不行了，没得救了”。她心里“蛮悲的”，对医生说：“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从父母感染新冠肺炎起，蔡雅卿遭遇了太多不期而至的事情。她并不恼火医生的询问，但确实对捐献父亲遗体没有心理准备。她只在电视上看过捐献遗体的事，没想过会发生在至亲身上。
挂了电话，蔡雅卿仍在考虑，很多人是开不了口跟家属谈遗体捐献的——一个人因为传染病走了，家人会很伤心，会有怨言。她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既然医生顶着“这么大的冒犯（的可能）”主动询问，说明“国家非常需要感染者的遗体”。
她母亲当时病危，伯伯和姑姑们年纪大了，她只能跟小叔商量。年过六旬的小叔在电话那边哭了起来。听到侄女的想法，他很震惊，说“这样不好吧”，提醒她“以后”不要因为此事难过，“以后”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一般人都不会做这个事情的”。
医院的来电这天共有3次，第三次带来的是噩耗：患者蔡德润逝世于3月9日16时40分。
医生在电话里再一次问她：这个时候跟你说捐献的事情会很难受，但还是希望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蔡雅卿同意了。“我不清楚你们要做什么，因为就是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我同意。”她说，“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最后能不能够把骨灰给我？”
医生保证，骨灰会留给亲属，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沟通。
“父亲最后一程跟医生、护士在一起度过，而现在的话，为医学研究，国家需要的时候，我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拒绝，就同意了。”蔡雅卿后来这样对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解释她的想法。
他肯定也会大笑着同意
这天傍晚，当看到家门口站得笔直、穿着迷彩服的医院军医赵鹏南，蔡雅卿意识到，她替父亲作出的捐献遗体的决定，即将成为事实。
赵鹏南详细解答了她的问题。
通常来说，遗体捐献者是将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用于生命的延续。但这次不同，烈性传染病逝者的遗体是用于医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卞修武领衔的一支病理诊断与研究团队，在医院陆续开展了已知全球最多新冠肺炎病例的尸检工作，研究结果完善了国家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捐献者们默默支撑了这项工作——截至4月5日，这支团队在武汉完成36例大体尸检和穿刺解剖。包括蔡德润在内，来自医院的有10例。
“这是一项伟大的工作，只有医患同心才能完成。”医院医务部副主任张宏雁对记者说。
她还说，人们表现出的大爱和奉献精神，值得更多人铭记。
在知情同意书上，蔡雅卿签下名字，摁了手印。她在“采集方式”一栏选了“全身”，这意味着把父亲的遗体整个捐献给医院。
“捐都捐了，这事就不应该太小气。”她说。
尸检分为三种：全身尸检、局部尸检、微创穿刺尸检。对遗体的影响依次由大至小，医学价值也由大到小。
“全身”其实是让研究者取走一些器官和组织，最后仍要经过非常精细的处理，恢复遗体的完整性。随后，遗体会送去火化，骨灰交给亲属。
蔡雅卿签署的同意书上写着：“这一捐赠样本的举动会为别的患者带来更多治愈的可能。”
她没想“那么大”。她只是希望父亲能够帮到他人。她记得，2月8医院检查时，父亲呼吸已经艰难，喘得走不动路，需要人用轮椅推到病床上。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为了减少上厕所，他那天不吃饭、不喝水。
在蔡雅卿眼里，父亲生前是一个极为乐观开朗的人。他爱笑，嗓门儿大，如果开着窗户，在一楼开怀大笑起来，从五楼都能听到。
蔡德润的生前老友保留着近年聚会的视频。这些视频里，蔡德润是饭桌上最开心的那一个。
蔡雅卿经常听父亲说“活一天赚一天”。他从前是长江航运集团的船员，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拖轮船队相撞爆炸事故中幸存。当时他失血过多，昏迷不醒，被救起时上身刺满了玻璃。他回家养伤，每月只拿基本工资，7年后回到长江上继续跑船。
从小到大，蔡雅卿没有听父亲主动提过那次事故。她知道，父亲“没有多要一分钱赔偿”。
她说，一个那么不愿意给他人、给国家添麻烦的人，如果生前知道自己的遗体还能帮助别人，肯定也会大笑着同意。
一点“私心”
女儿签字后，蔡德润的遗体带着特殊的代号，被送到医院的负压尸检方舱内——这是全国唯一的针对烈性传染病的负压过滤式生物安全尸检方舱。
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遗体仅以样本编号和研究编号区分。但每次在尸检方舱内，开始工作前，卞修武院士和他的同事会分列在手术台两侧，举行一个简短的默哀仪式。尽管身上的防护装备像太空服一样笨重，他们依然用力向前弯腰，向逝者鞠躬致敬。
39位捐献者，帮助他们建立了已知全球病理数据最齐全的新冠肺炎病理样本库。
张宏雁说，对这种新发疾病的认识，不可能靠一两例来了解所有情况，“我们认为每一例都可能会填补一些未知”。
她还记得，一位男子填完同意书后提出，我们希望医学能够更好地提高技术水平，以后永远不要再发生这种疫情。
而蔡雅卿对记者说，她签字时还有一点“私心”——“我希望我妈妈能够回来”。她觉得，对父亲遗体“好好研究”，有助于弄清楚“这个病”到底怎么回事，让更多“遭罪”的人尽快康复。“我不要一下子变成孤儿，我想我最起码还能有妈妈。”
她的母亲仍在住院，脱离了危险期。在视频聊天时，医生告诉她，虽然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动，但是手有了一些握力，是好的迹象。
父亲的葬礼
3月25日，蔡雅卿独自从殡仪馆领到父亲的骨灰。她要为父亲举行一个葬礼。
疫情期间，她没有买到鲜花。社区工作人员帮忙买了一包纸钱和香烛，开车带她去了墓地。
蔡雅卿抱着骨灰盒，轻轻放进墓穴，摆正，盖上盖子。工人用混凝土暂时砌出一个斜坡，给墓碑留好位置。她暂时找不到人刻碑。
她点了蜡烛，烧了纸钱，突然下起很大的雨。上午10点左右她出门时，还是晴天。她慌忙从包里找出一个购物袋，盖在未晾干的混凝土上。
本来，她一直忍着眼泪，“我爸享福去了，不遭罪了，我不应该再哭哭啼啼的，不好，应该让我爸觉得，我会好好活着。”
社区工作人员对她说：“雨下大了，你磕3个头，我们把你送回去。”
蔡雅卿跪下磕了3个头，说了一句“爸爸，对不起”，泪水绷不住了，随着雨水流下，“我感觉老天爷都在哭”。
她觉得有很多“对不起”。父亲2月9日转到医院，抱怨女儿慌慌张张，没给他带手机充电器。父亲后来在电话里说医院吃的喝的都蛮好的，还“炫耀”有酸奶，但心烦的是一度打不了电话，只能找医生借充电器。
蔡雅卿当时有点放心了，因为“爸爸说话嗓门儿还是很大”。但是，父亲两天后便上了呼吸机。那是他们最后一次通话。
她甚至怀疑，是自己把病毒带到家里的。武汉“封城”后，父亲的肝炎药吃完了，医院买过药，疑心自己带回了病毒。2月7日，父母开始出现症状。
在父亲墓前，蔡雅卿觉得一切太突然了。“就没有个过程……我心里面最难受的是我觉得好多事情都没有完成，好多话都没有说……”她自责，很多事情一直让父亲操心。
去年蔡德润70岁生日，提出想吃自助式烤肉。蔡雅卿狐疑地看着平时打太极、清淡饮食、注重养生的父亲，问了好几遍，“你能吃烤肉吗？”
他说：“我没吃过，你平时吃的那些东西，我要跟你一起去吃一次。”
现在她知道，他其实是在跟自己妥协，“这也是一种爱”。
安葬父亲之后，蔡雅卿把父母的床单洗了，把床铺好，定期进去拖地，等待母亲回家。她每天好好吃早饭，“努力让自己生活得像他们在家里面一样。”从前她早上赖床，父亲会给她去买早点。
赵鹏南医生又来了，给她送来感谢信，上面盖着“武汉医院”的红章，让她留个纪念。
拿着这张纸，蔡雅卿确信，父亲永远留在了火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