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全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紧要关头，香港医护人员却因不满香港政府处理方法，准备发起罢工，包括新生婴儿的ICU也不能幸免。
而在此前，要求香港和内地“切割”的声音就曾出现。
对于刚刚经历“修例风波”的两地来说，这次疫情又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内地经济放缓，又会对香港造成什么影响？曾是SARS重灾区的香港现状如何？观察者网专访一国两制青年论坛创办人兼主席何建宗。
观察者网：目前香港已经有超过20例确诊病例，防控的压力也比较大。您了解下来，目前香港医疗物资供应是否充分，有没有出现哄抢囤积的情况？香港民众的情绪如何，有没有恐慌？
何建宗：香港特区政府在1月初已经注意到武汉的疫情，那个时候还叫做“不明肺炎”；并采取了一些积极的防御措施。到了1月底，由于内地疫情迅速扩散，香港把疫情提升到“紧急”级别，并实施了大量减少人流的措施。
香港内部方面，政府把大部分康乐设施包括图书馆、运动场甚至海滩也关闭；负责非紧急任务的政府公务员在家工作；银行和邮递服务也逐步减少。对外方面，自1月30日起，高铁和广九直通车停驶，自由行和其他签注也暂停。内地来香港的人数已经下降超过90%。2月初，政府接连推出更严厉措施，包括封锁除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和国际机场以外的所有口岸，甚至要求从8号开始内地回港的所有人包括香港人强制检疫隔离。
香港的压力确实比较大，但不必要过分反应。武汉肺炎与SARS相比，传染力更强但死亡率较低。很多香港市民在春节以后每天都排队买口罩，有一点恐慌。
但我觉得这是不必要的。首先，到目前为止，香港的确诊病例只有20多例，暂时没有社区爆发；以过去每天来往内地几十万人次来说，这是很难得了。此外，香港人的防护意识很高，在街上看到90%的市民都带口罩。现在两地人流已经减少超过9成，类似年那种大爆发的机会不大。
香港民众排队买口罩。图片来源BBC
观察者网：我们知道，年SARS时期，香港曾是重灾区。这次在疫情防控方面，政府和医疗部门有没有吸取上次的教训，有哪些改进？
何建宗：政府这次可以说是严阵以待，以各种措施果断减少了香港内部和香港与内地的人流和交往。但我必须指出，
香港是个独特的地方，不可能像外国一样百分百封关，切断香港与内地的家庭关系，工作关系和物资供应。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不可能像内地个别城市封城，这是对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要全面封关把两地交往降到零是不切实际，而只让香港人不让其他人通关也是不科学的，因为病毒不会挑人，没有科学证据显示香港人比非武汉地区的内地人带病毒的风险更低。
最新推出的强制隔离所有内地回港人的措施将于2月8日实施，这肯定对数以万计因家庭和工作原因必须来往内地香港的市民带来不便，但对阻止疫情是否有效却难以判断。从数据上我们没有看到除了湖北以外，其他地方（包括广东）有大规模的爆发。
我个人认为，政府有年处理SARS的经验，宣传方面可以有改善的空间。现在市民有点过分忧虑，导致家人亲友病人不分，老幼不分，医院不分，都觉得有可能感染。这也导致口罩需求不断攀升。我前几天在郊外爬山发现也有市民戴口罩，实在不必要。应该教导市民哪些场合需要带口罩，哪些群体更需要保护并优先提供口罩（例如老人和小孩）。我记得SARS的时候政府会鼓励市民多到郊外多做运动，这样比要求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来得更正面。
现在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口罩供应，而市民应该理性面对疫情。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病毒而是恐惧本身。恐惧来自于信息不正确和缺乏信任。我们既要保持警惕，出外要带口罩保护自己，但也没有必要人人自危，假设身边的人都是“有毒”。事实上，这个时期得流感的机率比武汉肺炎高得多。
现在罢工医护人员对普通市民尤其弱势群体的伤害比20多例确诊病例大得多，政府应该花更大力气果断处理违反医护人员专业操守的恶劣行为，让广大香港市民不会失去对香港医疗系统的信心。
观察者网：这几天大家集中抨击的是武汉红十字会的低效工作。香港在慈善工作方面有哪些经验，可供内地借鉴？
何建宗：香港的慈善事业相对发达，我也有参与国际性非营利机构的一些义务工作。我觉得香港公益事业的经验很重要一条是所谓“三方合作”，就是政府民间和商界紧密合作，互补不足。
香港慈善事业一般是民间主导，同时得到政府和商界的支持。这些机构无论是工作上和财政上的透明度也很高，比较能得到捐赠者的信任。
我对武汉红十字会的情况不了解，但我注意到他们在聘用物流公司以后发放物资的效率大大提高，这反映他们过去对于提升救灾效率方面不够重视，至少没有参考商业机构的先进经验。
观察者网：1月23日，内地有媒体采访了香港大学流感研究中心主任管轶，他提到疫情的严重性，引起了一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