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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病理解剖者刘良新冠肺炎治疗仍应高度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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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李国辉

实习生吴晓莹

自2月16日凌晨完成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死者遗体解剖至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湖北省及武汉市司法鉴定协会会长刘良陆续带领团队进行了10例遗体解剖,至今已初步完成前9例遗体的病理报告。

3月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下发的针对新冠肺炎的试行第七版诊疗方案中,将病理改变加入了诊疗方案中,刘良在自己的微博上写道“终于等到你!深入研究没放弃!”

3月17日至3月18日,刘良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尽管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大大缓解甚至已基本控制住,但仍有许多“问号”在等待着从病理上作出进一步解答。据了解,在已经公布的病理中,涉及肺、肝、脾、心、肾以及淋巴、骨髓等各种脏器组织。

但刘良特别提出,目前仍需高度重视病理解剖中发现的“痰栓”,临床上通过对“痰栓”问题的解决,或将可以控制部分轻症病人避免发展到重症,解决患者肺部失去代偿能力的问题。

刘良(右二)与团队成员

谈第一例遗体解剖:“当时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

羊城晚报:3月4日国家卫健委第七版诊疗方案出来之后您在微博发了一句话说“终于等到你!深入研究没放弃!”当时为什么会发这样一句话?

刘良:因为在此之前的诊疗方案中是没有描述病理这一块的,它是空白的,能够把这个病理加上去,对于临床治疗会有一些指导作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很难得的事情。我们在病理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后,我是特别着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是会导致每天都在不断发生死亡的事情,我们希望病理能够通过这种形式“拿出来”。

所以看到第七版诊疗方案中的病理描述后,有点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想,至少可以给临床一些有用的反馈信息。至于说“我们还在继续深入研究”,那是因为目前出的病理,毕竟还是基于少数病例的一些初步报告,我们还得继续往下做。

羊城晚报:您之前一直在呼吁尽快开展病理解剖,到2月16号才进行了第一例遗体解剖,当时我们在解剖上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难?按照您接受采访时的说法,第一例也是在一个比较紧急的状态下开展的。能否再重述一下当时的情况?

刘良:我记得2月15日上午国家卫健委召集很多搞病理的人开了一个会,就是讨论遗体解剖能不能做、怎么做的问题。之前有这方面的文件,但没有具体的操作性指引,比如到底在哪里做、谁来做、怎么去做、该做哪些准备工作等等,这些都没有。

开会谈的结果是,大家都认为很重要,必须要做,就决定尽快开展。医院得到这个消息后,他们就开始做家属的工作,家属很开明,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情。

当时武汉市防控特别严,要把人都召集起来,要有通行证,所以到了凌晨一点多钟,我们才正式开始第一例的解剖。医院没有P3级的负压解剖室,医院的一个手术室简单改造了一下,有没有达到标准我们也不知道,只能说,当时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

羊城晚报:面对很大的感染风险,你们是怎么做个人防护的?

刘良:那个情况下,(是否会被感染)完全是个未知数,你不知道你进去(手术室)以后会有什么后果。在那样的环境里,能不能一直控制自己避免被感染确实没办法预测。我们就只能想土办法、笨办法,就是把自己包裹起来、包得严严实实,以避免感染,只能用这种办法。

羊城晚报记者:具体怎么做的?

刘良:就是穿上防护服,让自己密不透风,不能让病毒从你机体的任何一个地方钻进去。所有的暴露部位都得把它遮得严严实实的,然后加厚。因为没有正压头套,所以我N95戴了一个,外面再加了一个外科口罩,再加上一个护目镜,外面再加上面屏。

所以是口罩戴了两层,防护服穿了两层,里外还穿上了隔离衣,这就是四层了,再加上防护手套三双,可以说,我们是武装到牙齿了。

刘良(左二)在工作中

羊城晚报:那个时候,医院和临床一线对病理都很着急?

刘良:医院很着急想做病理解剖,在前面一段时间里,这个病把大家打得有点懵了。因为有好多奇怪的问题出现,比如一个病人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没了,老人那么多,年轻人为什么也会这样?临床上有很多反常的现象,比如淋巴细胞减少的问题、毛玻璃样片(大白肺)到底是什么玩意?肺上有什么东西?这些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甚至对于病人为什么很少咳痰,只是一直干咳?还有一些病人是没有症状的、沉默型的。一旦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进入很危急的状态。医院住院的,如果有沉默型的,表现出来就是疲劳、想睡觉,肌肉酸痛,偶尔有点咳嗽,其他没有什么表现。

对这些问题,临床上只能进行分析,然后想办法怎么去对付、处理它,但还是会有盲点。如果没有病理结果,就没办法解释这些现象。

羊城晚报:当时有想到过会是您去做第一例病理解剖吗?

刘良:我是长年搞法医的,解剖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是我们的特长。但当时提议有关方面要重视病理解剖,并没有想到一定是我去做,当然我也做好准备了,如果要我去做,我是可以上的,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现实当中很多人对这种烈性传染病还是有点怕的,有一些病理人,长时间是不做解剖的,一方面是需要解剖的临床病例相对比较少,其次也没这个意识去做,长时间不做就生疏了。如果在本来就生疏的情况下,再去做烈性传染病的病理解剖,可能更加危险。

羊城晚报:做第一例病理解剖,我们发现了什么?

刘良:那时候看到整个肺是鼓起来的,膨胀得很厉害,颜色也不对。摸上去感觉也不像肺,正常的肺就是海绵一样的,因为有肺泡。但第一例病人的肺泡损害很大,导致人的通气、换气出现了很大问题。

(记者追问:所以第一例解剖已经能够反映出部分的病理结果?解释了一些疑惑现象?)是的,但是你要知道搞清楚这个问题是普遍性还是个别性的,是不是其他人也是这样子?如果其他人也是这样,那它肯定就是病毒引起的。

如果其他人的肺不是这样子,那你就得掂量掂量这个肺是不是本身还有别的疾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会轻易下结论的原因。

谈解开痰栓疑问:“阻止病人往重型发展”

羊城晚报:您和团队目前解剖了多少病例?这些病例有哪些特点?

刘良:我们团队到现在为止解剖了十个,其实有十一个,其中一个排除了。有九个的病理结果出来了,有一个是最近才做的。我们解剖的这九个病例有个特点,都是老年人。最小年龄的都有50多岁,没有青壮年的。

另外这些人都是很危重的状态下发生死亡,没有病情突变的那种状态,所以也只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样本,不能涵盖全部。

羊城晚报:在现已公布的病理当中,对各个器官的病变都进行了病理分析,您认为最应该重视的问题是哪一个?

刘良:我个人认为,现在临床上依然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病理改变(一)”的描述——肺内支气管黏膜部分上皮脱落,腔内可见黏液栓形成。少数肺泡过度充气、肺泡隔断形成囊腔形成。

我们解剖的时候,从肉眼当中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肺泡里面充满坏死成份,细小气道内也有坏死成份(痰)堵着。这个痰是很要命的事情,如果这些痰不清除的话,你怎么解决肺的通气和换气功能?

羊城晚报:这一个病理上的发现,对临床治疗那边起到什么警示吗?

刘良:痰的事很特殊。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沉默型突变的那种病患,实际上痰已经存在了。为什么他不咳嗽,这是因为病变太深,在远离气道的肺泡末梢那个地方,在深部气道和肺泡里,他咳不出来;

第二个,这种在末梢的痰,不是正常我们看到像流清鼻涕的痰。它是一种非常粘稠的,像浆糊一样的东西,又深、又粘稠,要咳的话也无法咳出来。就像一棵树,不过是倒着长着的,肺泡就是树叶,树干就是气道。树叶出了问题,你让树干往外去引流做不到。

所以这个时候,临床上我们觉得应该先让这个粘稠的痰化一化,让它溶解掉,然后再把痰倒出来,比如让他体位改变一下,用俯卧位,让他把里面的痰倒出来,拍拍背促进它引流。

如果临床注意到了这些,就能解决很多问题。包括我们可以控制轻型的病人不发展到重型。因为痰在里边堵着,会引起引流不畅,病毒在里面继续蔓延、继续发展、继续扩散,一旦蔓延到肺中央靠近肺门的时候,那这个肺已经不行了,它的换气功能、通气功能都不行了。到了这个时候,患者就开始出现严重的症状了,肺部也会逐渐失去代偿能力。

刘良(右三)与团队成员

羊城晚报:您在跟临床沟通的过程中,了解到这个发现目前是怎样在发挥作用的?

刘良:在临床上,这个痰你用吸痰器吸不着,因为太深了。但是临床有纤维支气管的导管,它比较细。如果下不到最深的地方,可以先下到支气管,叶支气管、段支气管,它会分很多级,我可以下到那个分支,再下到一个分支,下到比较靠近那个病变的区域去。

然后,可以在这个时候用压力给他吸,一下吸不出来就慢慢吸、慢慢吸,逐渐地就会把里面的痰“拔”出来了。现在临床上就这么做的,我了解到一个用纤支器救治已经大白肺的病人,吸了几次就不是大白肺了,变透明了。也有上了呼吸机的患者,一次清肺后,氧和指数就从原来的多上升到。

谈下一步病理研究:“还有好多问号在等着我们”

羊城晚报:您和团队还会进一步进行病理解剖?是否还存在目前病理上还没有办法解释的,需要去解答的问题?

刘良:其实我们现在特别迷茫,为什么有些人感觉已经好了,但又会加重,或者发生死亡?有的病患明明已经缓解了、氧和指数上去了,甚至在临床上可以准备出院的都有,他们的机体怎么会突然又发生变化?还有包括转阴的人为何又变成阳性,是否会终身携带,病人到底应该隔离多长时间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未知数。

病理上我们要做进一步的研究。比如这个病毒为什么很多人采咽拭子采不到,显示是阴性但实际上是阳性?那是不是因为肺泡远离肺门,采的位置不够深,那些病变里面还藏着病毒呢?病毒能不能清除干净?

羊城晚报:这是不是意味着到了第八版、第九版诊疗方案的时候,我们在病理方面的特征也会不断更新?

刘良:这也是有条件的,除非你见到了这样的病例,如果没有这个病例来源,就做不了相应的病理研究。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基本控制住了,但一旦有合适的遗体捐献者,我们还是要做的原因。还有好多问号在等着我们。

羊城晚报:回到第一例时候的紧急情况,如果当时解剖室能够达到标准、防护装备能够达到标准,遇到这样的烈性传染病,我们或许就能比较从容进行病理解剖了,您认为未来我们该怎么未雨绸缪呢?

刘良:我们希望别再出现这种尴尬的事情了——没有达到标准的防护服、解剖间,控制防护也不行。在非洲埃博拉疫情处置时,当地也没有达到标准的解剖间,结果他们就用了一套移动式的装置,可以在小环境中产生负压,把空气抽出去,然后循环释放经过消杀的气体出来。

大概十分钟,就可以把二十平米里面的空气循环一遍,既杀毒也可以产生负压。我们后来也有用到,它起码有杀病毒的功能,加上后期有部分捐赠的增加头盔,安全性、舒适性都好了很多。

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在不同的区域里面,去建设一些固定的、带负压的解剖间,以应对这种流行病的病理解剖,谁知道未来哪一天还会出现新的病毒?其次,可以把这些防护装备、装置储备起来,避免到时候没东西用;再次就是移动式的装置,许多边远的地方都可以有;

最后我认为,我们国家的《传染病防治法》需要进一步更新和完善,设置在紧急特殊情况下实行病理解剖的规定,以更好地应对未来新发烈性传染病等涉及生物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更多新闻资讯,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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